？金耀基：大学之道求“真”求“善”／大公报记者 谢敏娴

金耀基，曾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院长、校长，近年除了写书法，他亦常到大学演讲和写作，新书《再思大学之道》继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大学之理念》再谈中国的大学性格及文化学术氛围的剧变。

现代大学起源于罗马，当时的大学规模很小，知识的根本是圣经，教授便是神父。学问就是讲“信仰”，基于基督教文明。经过文艺復兴，人文的地位提高了。在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后，大学的知识性格又转变了，由“信仰”转变为“理性”，要怀疑和批判。

金耀基认为，当今的大学讲究排名和科学成就，在所有重要的研究型大学，科学所佔比例从二分之一到十分之八。“科学是知识的一种，但如果将知识等同于科学，那是‘科学主义’（scientism）。”在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文学研究要藉“科学方法”，才能显出它的“科学性”，才能取得知识的合法地位。金耀基说：“我是反对这样的做法。”事实上，现在一般人的思维已经逐渐接受这种科学主义。不仅在中国有此现象，在全世界亦有这种趋势。?

文理融通 德智并重

金耀基分享他近年读的一本书《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台湾译名：《失去灵魂的优秀─哈佛如何忘却其教育宗旨？》），该书由Harry Lewis所著，作者曾在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担任八年院长。书中评述哈佛大学是“非常卓越却没有灵魂，伟大的大学忘记了什么是教育。”其学生仅以华尔街工作为荣。即使书中尚未道出其中原因，但金耀基深有同感于大学的人文教育缺失，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大学亦普遍存在，是由经学走向科学所导致。

自从上世纪“废科举”，中国的学术文化开始出现“从经学到科学”的大转向。经学的部分内涵分别併入文科中的文学、歷史与哲学中。金耀基认为，经学是整体的知识，这样的分割是不合理的。在中国现代的大学结构与运作中，古之“大学之道”的求“止于至善”已不知不觉转为今之“大学之道”的求“止于至真”。

从“四书五经”变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亦变成“大学之道在明明‘理’，寻求科学之理，在止于至‘真’”。金耀基认为，大学教育如果不包括美学、伦理学范畴的知识，“止于至善”就没法讲了。学问或知识是多维度的，是多种属性的，都应得到尊重。

谈及德智教育，金耀基十分认同蔡元培先生的大学教育之道，“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蔡先生倡导美育，在他心目中的大学教育是‘文理融通’，培育学生‘完全之人格’，主张美育与智育并重。”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大学是一个国家软硬实力的来源。”金耀基说道。大学是文明的载体，不只有传承、保存过去文明的职责，也有孕育、创造新文明的责任。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之一的工业化，靠的就是科学（及科技）的知识。科学对于中国新的现代文明之建构是至关重要的，但中国的现代文明不止需有“真”，也必须有“善”与“美”，而现代文明中道德、伦理与政治秩序之建立则不能不需要求“善”的价值知识、价值教育。善是伦理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根本。今天的大学之道必须是求“真”与求“善”缺一不可。

一个国家的未来需要德智具备的人才，除了求真，亦要求善求美，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