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四军医大学教授鞠躬

科学探航硕果丰 教书育人塑栋梁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四军医大学教授鞠躬西部决策网

鞠躬教授,195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高级师资训练。1953年起任教于第四军医大学，现为正军级教授。1983年以副教授身份被破格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创建全国医学院中第一个神经生物学研究室，任教研室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96年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称号。1996年获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1995年获“八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由30人组成的第一届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陈嘉庚科学奖评委、吴阶平医学奖评委、邵逸夫奖推荐人、自然科学基金生物科学类杰出青年评审委员会的主席等。被认为是我国现代神经解剖学的奠基人。

为国家和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祖父姓周，是安徽绩溪人，从事茶叶生意。鞠躬的父亲出生后，祖父为其取名周祺安。因为感到经常有氏族间的冤恨世代相传以致械斗不断，于是废弃了自己的姓氏，为自己起名为“索非”。鞠躬表示：“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起名，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悟出来‘索非’和‘求是’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索非何以求是。”周祺安(索非)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任无政府主义刊物《微明》半月刊主编,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任副刊主编，1927年到上海,是开明书店早期员工，以后成为开明书店的襄理，任营业部主任。索非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鞠躬”。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谈及自己名字的来历时，鞠躬院士说：“鞠躬是我的名字，我不姓鞠，但又不得不姓鞠。因为待到我生儿育女后要报户口时就成问题了,他们姓什么？不姓鞠，那他们是领养的？不得已，我的儿孙一律姓鞠了，好在百家姓中有个‘鞠’。”

鞠躬院士回忆，父亲和巴金先生是挚友，自他记事起(约6岁)他们家里总有一间房屋是供巴金先生居住的，1929年11月22日他母亲怀他阵痛时，父亲上班去了，是巴金先生顾了黄包车把母亲送到医院去的。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前，我家于1937年从日占区闸北避难到法租界，住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解放后改为淮海路淮海坊)。霞飞坊每栋楼三层，巴金先生住三楼。他收藏的书很多，写字台上除了中间一小块写作用的桌面外，其周边及桌旁地板上也堆满书。巴金先生还有很多当时在上海文学界的朋友，并且常来访问他。那时，鞠躬的家就像孤岛上唯一的一个文化沙龙，而他则坐在一边听父亲、巴金与友人们谈论。他们的谈话对鞠躬院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诚实及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奠定了我鞠躬的基本人生观。照说我鞠躬应该被熏陶出较好的文学修养，但父亲和巴金先生都对我鞠躬说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鞠躬的母亲对他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母亲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她的处世原则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吃亏”。在笔者看来，正式是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鞠躬院士才奠定了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为我国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遵照父亲“医学救国论”，踏上从医路不复返鞠躬院士从医与父亲索菲非有着莫大的关系。父亲虽然没有上过任何医学院校，但却凭自己自学和努力获得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医师执照。鞠躬院士回忆，那时父亲学医并不是为了营生或牟利，而是在开明书店午休时到附近的欧洲大药房内很小的诊所里免费给穷困老百姓看病，有时还送他们一些药。有一天，索非问鞠躬：“长大后想做什么？”他回答道“当兵打日本鬼子”。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鞠躬在《良友画报》看到一个日本兵奸淫一孕妇后，切开孕妇的肚子，用刺刀挑起胎儿狞笑的照片。那惨绝人寰的场景燃起了他的爱国之心，因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但父亲是位“医学救国论”者，他认为只有人民身体健康了才能最终把日本兵赶出中国，所以希望他学医救国。

前排正中就坐的上将是张震副主席，前排右起第二位鞠躬院士

为了遵照父亲的“医学救国论”，鞠躬院士于1947年考上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抗战期间日军占领长沙前，湘雅医学院院长带领全校师生向西南迁移。抗战胜利后日本兵把湘雅医学院烧得一干二尽，只剩下湘雅医院坍塌的骨架及一座小屋。湘雅医学院回到长沙后，首先重建高质量的医院和图书馆，其他只能一律从简。师生的生活及教学条件极差，但老师仍然认真教，学生努力学，保证了教学质量。鞠躬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本应是1953年毕业的鞠躬和同学们，为了尽快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要求取消五年的见习，同时放弃暑假，以补剩下的统计学和放射学课。经校方同意后，他们就在第五年直接执行住院医生职务，1952年就提前毕业了。毕业时每人可选择三个志愿。因为喜欢做研究工作，所以鞠躬院士的第一志愿选择了生理学，是因为生理学要做实验及推理，而且他父亲从小就培养他动手能力，生理实验上做得非常好，因此受到了教授的肯定；第二个志愿选择了细菌学；第三个志愿选择了病理学。之所以选择病理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医学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放火把所有仪器设备都烧毁了，但只要有一台普通显微镜和病理标本鞠躬院士就可以做研究工作。

毕业时学生和校领导的合影

前排正中着浅色服装的政委的左手侧是凌敏猷校长，鞠躬站在他后面 解放前，中国的医学院少，而且良莠不齐，因此需要新建许多医学院以满足新中国发展的需求。但那时缺少好师资，所以在各名校如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等成立了高级师资训练班,全国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除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外)均被分派到各高级师资训练班。鞠躬院士正好被指定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高级师资训练班。一年后结业，解剖学系主任问鞠躬是否愿意留下来，送他去苏联留学。鞠躬喜出望外。第二天主任告诉他，学校只容解剖学系留一个学生，并指定了另一个学生。他也很优秀，而且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鞠躬觉得很合理。随即总后勤卫生部把鞠躬院士分配到大西北的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

艰苦岁月中受磨炼，专注科研硕果累累

建国初期的西安非常落后，老百姓的描述是“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这对于出生和长大在上海的鞠躬院士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回忆：“那时候，西安如逢下雨天进城，一脚踩下去泥浆灌满鞋。第四军医大学在西安东郊占一大片地，以前是乱坟地，往往有人洗衣服后把一盆脏水一泼，地面塌陷了，洗衣盆掉进了浅坟坑，与尸骨为伍!我住的宿舍是砖砌的墙和地，竹编的天花板”。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之下根本谈不上科学研究。1954年总后勤卫生部令南京的第五军医大学(原中央大学医学院)整体迁来西安和第四军医大学合并。为迎接合并，学校为行政机关及教研室盖了一栋五层大楼，就这样鞠躬院士也有了一些研究设备和属于自己的办公室，虽然只是一个4平方米的小空间，但这并没有阻挡他的科研热情。在缺乏一些小设备的情况下，他提出了“‘没有枪，没有炮’我自己造”的口号。“我自己设计的土仪器不下十余种。我所设计出来的个别土设备甚至比洋设备还好用。办法总归有的，只不过是好一点或差一点而已”鞠躬院士说道。

当时鞠躬院士主要专注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50年代中期发明了一种神经系统束路追踪法，但方法很难掌握。经过反复试验鞠躬终于获得了成功，并将成果发表在当时国内形态学唯一的杂志《解剖学报》上，是国内用Nauta法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文革”之后，鞠躬院士拼命工作以追回失去的最好年华，并较快地掌握了在1970年发明的比Nauta更灵敏的HRP技术。在庐山召开的“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解剖学会议上，他报告了他的团队用HRP法研究的若干工作。因为当时国内只有少数人会做HRP染色，会议主席薛社普先生要他在会上讲一次HRP技术的课。因此，那时候的他已在国内神经解剖学界获得不小的声望。 在80年代初，鞠躬院士就预见到神经科学综合性研究将日趋重要，因此他在1985年建立了国内医学院中第一个神经生物学教研室。鞠躬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年建立了全军神经科学研究所。一直以来，鞠躬院士着重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新性。在此原则的指导下神经科学研究所已有一些重要的原创新性研究，获得了国际声誉。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先后发现了脑下垂体受神经直接调节(曾应邀赴13国家30所院校作了33次报告);脑对免疫系统的调节；及创造了脊髓挫伤的外科手术的方法。 鞠躬院士共发表国际SCI论文173篇,被引用4167次。(据SCI检索到2004年底，第一作者或通讯著者的论文在国际上被他引2258次)美国科学信讯研究所(ISI)2004年调查，从1981-1998国际上有高影响的76,998篇论文中，全部由中国人在国内进行的研究共47篇，其中神经科学类仅一篇，鞠躬为其通讯作者。该文是鞠躬院士发明的一种组织切片的染色方法，因为非常灵敏，而且容易，故在国际上广为引用。2002年出席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观礼及晚宴。 鞠躬院士还曾任国际神经内分泌协会理事会中国地区(包括大陆、香港及台湾)代表8年，由于研究方向的改变辞去中国地区代表。他还曾经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第一届由30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成员、陈嘉庚科学奖评委、吴阶平医学奖评委、邵逸夫奖推荐人、自然科学基金生物科学类杰出青年评审委员会的主席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进步奖大评审委员会主席。1991年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因为鞠躬院士发现了哺乳动物垂体前叶的直接神经调节，向中国科学院提名为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获通过。在笔者看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士是对鞠躬院士科研生涯的肯定。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鞠躬院士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家。早在刚到第四军医大学时，因为解剖学教研室没有神经解剖学专职教师，就由他担任授课。50年代，他就已经是该校最佳教员之一，2013年还荣获第四军医大学首次设立的教学终身成就奖。

对于我国的学校教育，鞠躬院士有者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我认为自己始终未能回答钱学森钱老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实质上是必须培养创新思维能力。”他说道。 针对应试教育，鞠躬院士认为考试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其利弊决定于执指挥棒者是如何指挥的，也就说是怎么考的。他曾在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和一位教育部副部长谈过自己的设想：“规定考试的知识内容不得超过教学大纲，如认为大纲的内容太浅，那就修改大纲。”副部长问：“对大纲内容答得很好并不难，会有很多学生答得很好，那么高校凭什么录取呢？”他说：“大纲内容全部答对了只给70分，其余30分考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为此，他还支了一个招：“您要北京市的重点学校，全部或选若干，每学期把各门功课的期末考试的考题交上来，然后请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及有水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从这些考题中选出能考出创新思维的考题并加以评注。您不用评什么奖，把专家们的选评发回各学校。被选上的考题少的学校校长以及未被选上的老师们一定非常着急，会仔细分析那些能考出创新思维能力考题的评语。重点学校的老师大多水平很高，用不着几个来回他们都能够出衡量创新思维能力的考题。然后，您可总结一下经验向全国推广。”那位副部长听后很赞同他的建议。

1977年底“四人帮”垮台后，鞠躬院士招收了第一个硕士生，1983年以副教授的资格受教育部特批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已培养硕士65名，博士67名，目前仍有在读研究生4名。在研究生培养上，他要求非常严格，每年研究生初到教研室来时，都要对他们讲一次课，内容包括道德、科学研究的道德准则等。

关于道德他说：“爱因斯坦曾说，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在评价居里夫人的一生时，爱因斯坦在近六百字的演讲中，只用了三十多个字谈到居里夫人的科学成就，其它都用来赞扬她的品格的力量：……居里夫人的品格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光明的未来。鞠躬年青时看过一部好莱坞电影，Greer Garson主演的‘居里夫人’，还是黑白片，感人肺腑。他在每届新研究生上完课程进入教研室时会在会议室里给他们放映“居里夫人”电影的磁带。我将此电影推荐给研究生大队，他们每年给全校新入学的研究生播放，直至今日。” 关于科学研究的道德准则，鞠躬院士十分强调诚实。他对研究生说：“我对我的研究生说，凡证实有剽窃、伪造行为者、一律开除。不必来认错要求再给一次机会。我不会给的，因为诚实是科学研究的底线，不诚实者不配做科学研究。

结语：鞠躬院士在自己自传中写道：我对自己的评论是无伟业，点燃一支烛光而已。坎坎坷坷一生，现在蜡炬已几乎成灰了。愿我国早日成为培养诺贝尔获得者的土壤，愿我们世世代代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就是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科学家的心声，他专注的科研态度及蜡炬成灰的教育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敬佩和学习。

(黄超 宋丹)